當前位置:漯河統戰網統--漯河戰線網上家園 -> 統戰理論 -> 統戰事例 -> 交友篇 > 正文

習仲勛與喜饒嘉措

2019-06-07 23:33:09作者: 瀏覽:1750我要評論(0)
字號:T|T

2018年,是中國共產黨的忠誠朋友,著名“愛國老人”喜饒嘉措逝世五十周年。2018年9月,我有幸參加了青海省委統戰部、中國佛教協會、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在西寧舉辦的“喜饒嘉措大師愛國思想研討會”,來自全國的一百多位專家學者、宗教人士、大師生前好友出席。許多人在發言中,都不約而同地深情回憶引領大師走上革命道路的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習仲勛和喜饒嘉措之間的深厚友誼,使我這個老統戰干部,深受教育和啟發。

1950 年 3 月彭德懷、習仲勛在西安與喜饒嘉措等民主人士合影。

相見如故知

習仲勛與喜饒嘉措第一次見面是1950年1月19日,這一天,中華人民共和國西北軍政委員會在西安成立。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10月25日,毛主席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央西北局并彭德懷的電報,對西北地區奪取解放戰爭全面勝利的各項工作進行部署,根據這個電報精神,習仲勛具體負責中央西北局擴大會議的籌備和組織領導工作。他對西北少數民族上層人士進行了深入分析,提出在政治上廣泛宣傳黨的政策,在組織上妥善安置在西北各地有影響的代表人士。11月10日,他第三次主持召開西北局常委辦公會議,提出了西北軍政委員會組織機構的設置方案,并提出軍政委員會要配備若干黨外人士,各省政府委員中黨外人士應占1/3。11月17日,西北局擴大會議在蘭州舉行,習仲勛主持討論通過西北軍政委員會人員組成名單,著名佛教大師喜饒嘉措,就是他親自圈定的委員人選。

喜饒嘉措大師1884年出生在青海循化一個十分貧寒的農家,5歲入寺為僧,刻苦學經。21歲遠赴西藏求學,1916年,以第一名的成績被授予藏傳佛教最高學位“拉讓巴格西”。大師精研佛學,校勘群經,在學術上的成就堪稱“造詣湛深、望孚僧俗”。著名記者范長江先生稱贊大師“在西藏學術界和宗教學上都居泰斗的地位”。1936年,大師受聘于北大、清華、中央、武漢和中山五所大學,講授藏文化,為推動漢藏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貢獻。后任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副委員長,為宣傳抗日救國、維護國家主權四處奔走。1948年,喜饒嘉措多次抨擊國民黨政府政治腐敗,拒絕隨同蔣介石一同逃往臺灣,并于西寧解放前夕,悄然回到家鄉隱居起來。青海剛一解放,中共青海省委就派專人到興海縣賽宗寺與大師聯系,商量參加新政權事宜。但當時喜饒嘉措雖然痛恨國民黨,但對共產黨、解放軍并不了解,行期一拖再拖。此時,習仲勛同志及西北局已了解到喜饒嘉措在藏區的重大影響,對爭取大師的工作十分重視,專門委排大師的漢文秘書陳木天等赴興海,經過多次耐心細致地做工作,大師最終欣然回到西寧,積極參加人民政權的建設。1950年1月1日,青海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喜饒嘉措大師當選為青海省副省長。

1950年1月19日,西北軍政委員會在西安舉行成立大會,喜饒嘉措以青海省副省長名義參加。西北軍政委員會主席彭德懷和副主席習仲勛、張治中在當天舉行的就職典禮上講了話。年富力強、英姿勃發的習仲勛給喜饒嘉措大師留下了深刻印象。會上,習仲勛同志代表西北局宣布了做好民族地區工作的方針政策,提出要吸收各民族有代表性人物參加政府工作,在工作中要照顧民族特點,正確對待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大批地培養少數民族干部和適當發展黨員等五項措施,受到了各族各界的普遍歡迎。習仲勛同志在講話中說“我自己是一個共產黨員,是一個普通的為人民辦事的勤務員,這次蒙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為本會副主席職務,深感責任重大。當一本過去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和全黨同志一起,和各民族、各界黨外人士一起,彼此共策共勉,當好西北人民的忠誠勤務員。”喜饒嘉措聽到此時,忍不住內心的激動和共鳴,對隨行的身邊人員講出了心里話,“國民黨根本無法與共產黨相提并論,國民黨不顧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都是些只考慮自身的權利富貴,貪圖安逸享受的人!共產黨人則不同,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全心全意為國為民,不怕犧牲性命,是真正具有菩薩心腸的人。因此,我衷心擁護他們。以前,國民黨和蔣介石曾經給我高官位,給高薪,多次請我吃飯,但不能只看對我一人的好而就說好,主要還得看他們對人民是好是壞。我作為一個佛教徒,我佛的教導是普濟眾生,我真誠希望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眾生脫離苦海,得到幸福。”大師正是通過對新舊黨政領導人的對比,開始懂得中國共產黨是誠心誠意為全國人民謀幸福的黨,他胸中念念在茲的祖國強盛和人民幸福,只有依靠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才能真正實現。“知遇幸逢魚似水,和鳴遂覺鼓如桴”,一代佛學泰斗遇到卓越的領導人,他們偉大而深厚的革命友誼從此開始。

1951 年冬喜饒嘉措按照習仲勛的指示五渡黃河作項謙工作。

肝膽兩相照

1950年1月28日,喜饒嘉措在即將離開西安回青海之際,經過深思熟慮,按捺心中激動的心情,致信彭德懷、習仲勛,主動請纓“向蒙藏僧俗同胞相機宣傳政府信教自由的主張,使其安心信教,并發揚佛教救人救世大慈大悲的真精神,擁護人民政府各項政策法令,努力為人民服務。”2月5日,喜饒嘉措手持稱贊他“道高德純”的命令紙,又致信彭德懷、習仲勛,為一定做好蒙藏僧俗群眾政策宣傳工作表示決心。回到青海后,喜饒嘉措在習仲勛及青海省委的支持下,不顧年高,不辭辛勞,多次跋涉于青海的廣大農牧區,向廣大僧俗群眾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民族平等團結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50年3月,喜饒嘉措大師再次到西安開會,習仲勛親切接見了他。在這次西北各族各界代表人士云集的大會上,喜饒嘉措發言:“邊疆各少數民族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都很落后,無法與內地相比。在各少數民族地區執行黨的政策時尊重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風俗習慣,是一切工作中必須十分注意的重要問題。要使宗教盛行的少數民族地區的群眾衷心信賴共產黨,首先必須很好地了解各少數民族的特點、風俗習慣和歷史等。做好黨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的宣傳。如果這些工作做不好,由于邊僻落后者們的思想還很保守頑固,國民黨反動派污蔑共產黨的反動宣傳的毒素在他們的頭腦中還很深,因此,雖然外表上解放了,但內心深處對共產黨還是很難信仰!”這次發言,得到彭德懷、習仲勛等領導同志的高度贊揚,習仲勛說:“喜饒嘉措格西的講話,是真正熱愛共產黨的話啊。”會后,心細如發的習仲勛給青海省委書記張仲良去電:“喜饒此次來西安,言論行動有很大進步,似與他的秘書陳木天不無關系。因此,請你們對陳多了解,應采取積極爭取、教育的方針。改造這個人,對團結喜饒嘉措是有重要作用的。”正是由于習仲勛敏銳的政治判斷力,在此后的幾十年里,陳木天一直擔任喜饒嘉措最信任的“政策”秘書,這對喜饒嘉措愛國愛教思想的日臻完善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1950年7月20日,喜饒嘉措專門給習仲勛寫了一份工作匯報,詳細匯報了幾個月來深入青海省的海晏、剛察、共和、興海牧區所做的工作,反映了各地頭人、牧民對黨和新中國的認識。習仲勛在8月2日的回信中,高度評價了喜饒嘉措所做的工作,并叮囑他在即將前往昂拉、河南等牧區時一定要保重身體。當時,為做好統一戰線工作,習仲勛同志親自兼任西北局統戰部部長,與許多民族民主人士頻繁交往,講形勢,談工作,建立了深厚的個人友誼。同時,指導各地和各縣也都相繼安排了一大批民族民主人士和宗教界人士,和他們真誠相見,友好合作,共同清除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民族隔閡,解除解放初期藏區僧俗群眾種種疑慮,使西北地區的形勢很快平穩下來。

此后,習仲勛作為西北軍政委員會代主席,經常到青海指導檢查工作,尤其強調重視發揮民族宗教界代表人士的作用。他待人平易近人,對黨外人士更是如此,他以同志、朋友的身份與喜饒嘉措等人親切交談,循循善誘,宣傳黨的政策,關心他們的工作和生活,喜饒嘉措在工作中遇到困難和問題時,也首先想到去找習仲勛請教、商量,兩人逐漸成為了常來常往、親密無間的朋友。有一次,喜饒嘉措請示習仲勛,該如何處理國民黨政府頒給他的“冊文印璽”。習仲勛說:“這是歷史性的東西,你認為是種榮譽,可以留作紀念,交給民委也可以。”

攜手降項謙

1951年12月14日,習仲勛代表黨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前往塔爾寺拜訪暫居在此的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喜饒嘉措和黃正清作為宗教界、民族界著名人士陪同前往。在隨后舉行的招待宴會上,習仲勛不時與略懂漢語的喜饒嘉措低聲交談,給在場的工作人員和記者留下了深刻印象。這些天,習仲勛除參加歡送班禪活動外,大部分時間與精力放在研究爭取昂拉千戶項謙的問題上。

1949年11月,新中國成立初期,西北地區匪情嚴重。當時位于青海貴德縣尖扎灘地區(今黃南藏族自治州尖扎縣)的昂拉部落,受國民黨匪特的蠱惑煽動,末代千戶項謙公然與人民政府對抗,憑借地勢險要、山高林密,組織昂拉匪徒外出搶劫,擾亂社會秩序。從當年11月到1951年10月間,小搶天天不斷,大搶多達36次。

面對項謙日益增長的囂張氣焰,青海省委、省軍區多次致電中央和西北局,要求對其軍事進剿。習仲勛審時度勢,經過審慎思考,于1951年9月30日致電青海省委,指出18軍將要進軍西藏,敵特正大造解放軍要殺藏族的謠言,如果在青海對項謙興師動武,正中其下懷。他認為解決好昂拉問題,不僅對解放昂拉藏族同胞關系極大,而且對甘、川、康藏區,特別是西藏也會產生大的影響。鑒于此,習仲勛明確提出“爭取和平解決于我政治上甚有利,萬一和平解決不成,這樣做好了才給軍事進剿造成必要的條件。”他高度信任喜饒嘉措,提出“我們以為還應當仔細向喜饒嘉措、班禪行轅等許多藏族人士征求如何爭取昂拉千戶和如何提出適當條件,以及如何駁斥項謙無理的意見”,“只有在政治瓦解無效之后,才能考慮軍事進剿”。中共中央完全同意習仲勛的意見,并指出“望青海省委即與喜饒嘉措等商定適當條件,第一步先將緊張局面緩和下來”。

鑒于喜饒嘉措大師在藏族群眾中的崇高威望,習仲勛指示“要請喜饒嘉措大師做工作”。從1951年8月起,喜饒嘉措先后五次親赴昂拉說服項謙。第一次是1950年,喜饒嘉措到達貴德約見項謙,但項謙卻置之不理。1951年11月、1952年1月,喜饒嘉措又兩去昂拉,轉達習仲勛和西北軍政委員會的嚴正指示:“第一,共產黨、解放軍講民族平等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要各民族團結,而不是消滅你項謙;第二,在項謙的管轄地區,消除頑抗的反動舊軍官;第三,自愿投誠后,一律不予追究。”但項謙虛情假意、敷衍應酬。1952年4月,喜饒嘉措再次來到昂拉,對項謙說“不要以管著手臂粗細的地盤,說著衣袖一樣寬松的大話”,誠懇地勸其懸崖勒馬早日歸向人民政府。喜饒嘉措與各界人士先后赴尖扎和平談判多達17次,最終使項謙認清了形勢,徹底打消顧慮,7月11日主動來到西寧向省委認錯投誠,此后再未反叛。長期困擾青海人民的匪亂終于得以妥善解決。在項謙投誠后,為穩定項謙情緒,保證與其長期合作,習仲勛電告青海省委:“務請喜饒嘉措副主席和周仁山等同志早去一見項謙,從各方面消除項的顧慮,爭取他長期靠過來”,“經與喜饒嘉措談好,請他仍到昂拉出面安撫各部落并爭取逃散之匪”。1952年7月,喜饒嘉措再次受命渡過黃河,到尖扎地區安撫項謙及僧俗群眾。按照習仲勛的指示,項謙后來被委以重任,在團結藏族群眾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項謙非常感激習仲勛,在1952年8月的一次西北軍政委員會會議時,特地給習仲勛敬獻了哈達。他說:“習書記救了我一命,也拯救了成千上萬的藏族同胞,不然的話,那將要多少人頭落地啊!”后來,毛澤東主席贊揚習仲勛,“你真厲害,諸葛亮是七擒孟獲,你是對項謙九擒啊!”

1962 年 2 月 18 日習仲勛在北京接見喜饒嘉措。

同心衛國土

1950年1月29日,喜饒嘉措專門給西北軍政委員會的主要領導彭德懷、習仲勛、張治中寫信,表示自己愿意在解放西藏中發揮作用,“為充分昭示政府尊重佛教的主張,擬請頒給喜饒宣傳命令一紙,不僅可使提高蒙藏人民對政府的信仰,并可爭取拉薩藏民擁護祖國,早日實現解放西藏的目的”。習仲勛時刻關注西藏和平解放的進程,他深知喜饒嘉措大師在西藏在僧俗群眾中的崇高威望和重要影響。在他的精心策劃和授意支持下,自1950年秋,喜饒嘉措多次寫信給西藏的故舊、擔任拉薩三大寺上層執事和噶廈政府要員,以及川甘青等地的學生,贊頌共產黨“全心全意為利他,胸襟廣闊如太空”,不遺余力宣傳黨的民族平等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那時中央廣播電臺和青海廣播電臺還沒有開設藏語廣播,大師就直接在廣播電臺向西藏發表廣播講話,說明當時國內形勢發展情況,“西藏的解放勢在必行”,宣傳黨的民族宗教政策,表達他對西藏故土和人民的懷念之情,衷心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談判,爭取和平解放。在眾多的西藏各階層人士中產生了很大的觸動。

1951年,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席代表的代表團赴京和談。當代表團途經西安時,在習仲勛的精心安排下,喜饒嘉措在機場相逢他的學生阿沛·阿旺晉美,師生情誼融融。宴席間,大師以他特有的真誠坦率和豁達幽默的風度,語重心長地對阿沛說:“據我一年多來的觀察,毛主席、共產黨是偉大的,他們制定的各項政策是好的,尤其是對待少數民族的政策是正確的,你們完全可以信賴,由衷地希望談判圓滿成功。”此次會面為和平解放西藏、促使十七條協議簽定作出了積極貢獻。

1951年12月,根據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簽訂的《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十世班禪自青海返回西藏。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特命習仲勛為中央代表,專程前往西寧送行,并轉達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對班禪的親切關懷和良好祝愿。16日,青海省各族各界人民代表1000多人舉行歡送大會,習仲勛代表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和西北軍政委員會致歡送辭,喜饒嘉措作為青海省黨政軍的負責人代表之一出席大會,并作了熱情洋溢的講話,“我們應該為有偉大的共產黨,偉大的毛主席而引以自豪和堅定信心”。1959年3月,西藏反動上層發動叛亂,喜饒嘉措旗幟鮮明地維護國家統一,義正詞嚴發表了《所謂“西藏獨立”是白日說夢》的講話,怒斥叛亂分子“違背西藏人民意志,背叛祖國,違背佛教戒律,為國法和佛法所不容!”至誠交知己

1952年8月,習仲勛奉調中央工作,先后擔任中宣部部長、國務院秘書長、副總理等職。而喜饒嘉措也于1953年10月出任中國佛協第一屆理事會代理會長(后當選會長)。此后十年在喜饒嘉措大師的北京寓所中,習仲勛是最受大師歡迎的貴客。彼此真誠相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喜饒嘉措為人耿直、胸懷坦蕩、毫不隱瞞自己的觀點,經常對黨的政策、方針、作風等發表許多自己的看法,甚至是尖銳的批評,習仲勛始終認真聽取,耐心答復,對正確意見及時采納,對錯誤觀點嚴肅批評。

1955年開始,藏區開展合作化運動,大師在青海熱情地寫下了《正確認識,消除顧慮,為普及牧業合作化而努力》一文。而當出現了冒進的現象,又及時向中央反映“每一新生事物的開始更應穩步前進,暫時該緩一些的就緩一些”。他冒著很大的風險對李維漢和習仲勛說,大躍進是“始快終慢”的作法,藏區“操之過急”是會出亂子的。習仲勛代表中央看望喜饒嘉措,稱贊大師“是共產黨一位可敬可信的諍友”。

1958年夏天,喜饒嘉措回青海參加省人代會,當他與宗教界和人民代表交談中得知牧區在民主改革和平息叛亂工作中有違反黨的政策的現象,回京后即向時任國務院秘書長的習仲勛做了匯報。習仲勛聽后稱贊道:“你反映得好,意見提得對。你不為佛教說話,誰為佛教說話。政府相信你是愛國的,平叛是消滅反革命,不是消滅宗教。”“你是口心如一,真正擁護共產黨的人,你有三愛:愛黨、愛國、愛佛教”。而當大師對宗教特權的改革和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等問題上提出一些片面看法時,習仲勛又總是親切而嚴肅地指出來。大師多次表示“黨對我的恩情和三寶給我的恩情一樣大,正是黨的教育和培養,才使我的思想認識得到不斷提高。為報答黨的恩德,我要將一切獻給眾生的事業。”1962年5月,習仲勛為喜饒嘉措老人擺酒宴祝壽,動情地說:“您是我黨的忠實朋友,是愛國老人。這是毛主席、周總理多次稱譽的,是一位真正愛國的佛教徒。”

1962年開始,習仲勛、喜饒嘉措幾乎同時受到不公正待遇,“文革”中喜饒嘉措不幸蒙冤去世。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全黨開始了包括統一戰線在內的各個領域的撥亂反正,恢復、重建和進一步擴大統一戰線。當時,民族、宗教領域撥亂反正是統一戰線工作撥亂反正的重點和難點所在。習仲勛在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還沒有完全解決的情況下,就對喜饒嘉措大師平反問題多方努力,在他的親自關心下,1979年10月6日,中共青海省委、省政府在西寧市為喜饒嘉措大師舉行隆重追悼大會,習仲勛為大師敬獻了花圈。1980年12月19日,習仲勛與劉瀾濤、楊靜仁、汪峰、阿沛·阿旺晉美、扎喜旺徐在《人民日報》聯合發表了題為《愛國老人喜饒嘉措》的紀念文章,深情懷念喜饒嘉措大師為民族團結和祖國統一所作出的巨大貢獻,高度評價大師“是應該受到人民尊重的愛國老人,是永遠值得我們懷念的一位諍友,是宗教界朋友學習的好榜樣。”

“逝者已遠矣,功績當永存”。習仲勛同志與愛國老人喜饒嘉措在長期革命、社會主義建設中建立起的充滿傳奇色彩的友誼,對于新時代的統戰工作仍有著重要啟示,為我們共產黨人特別是廣大統戰工作者樹立了與黨外人士合作共事的光輝典范,散發出跨越時空、歷久彌新的耀眼光芒。

(本文刊發于《中國統一戰線》雜志,作者為中央西藏辦副主任 斯塔




關鍵詞:習仲勛 饒嘉措
[責任編輯:admin]

上一篇毛澤東與鄧演達一段不同尋常的交往 下一篇共產黨說話是算數的
分享到: 分享到QQ空間

相關閱讀:

    帳  號: 密碼: (新用戶注冊)
    驗 證 碼:
    表  情:
    登錄 (請登錄發言,并遵守相關規定)

    熱點推薦

      企業服務

      推廣信息

      竟彩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