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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爆發后上海發生了什么?毛澤東這樣評價

2019-05-05 17:55:49作者:浦江同舟 瀏覽:2489我要評論(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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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4日,北京3000余學生在天安門集會,抗議巴黎和會把德國在中國山東的全部權利轉交日本,提出“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口號,舉行愛國示威游行,痛打了駐日公使章宗祥,火燒了簽訂“二十一條”時的外交次長曹汝霖住宅。北洋政府逮捕了31名學生,更激起各界人民的義憤。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爆發了。

后來,這場運動被定義為:一場以先進青年知識分子為先鋒、廣大人民群眾參加的徹底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愛國革命運動。

而這場運動真正成為全面愛國革命運動,則是在五四運動重心轉移到上海之后。


響應北京學生游行

消息傳到上海后,上海人民立即響應。5月6日,日商上海第二紗廠工人舉行罷工,響應“五四”運動。

5月5日,新申報發出號外

5月7日,上海學生、工人、市民2萬余人在南市公共體育場舉行國民大會,強烈要求廢除密約,外爭國權,內除國賊。會后,全市工人、店員積極開展抵制日貨運動,各行各業紛起拒售、拒購、拒用日貨,報紙拒登日貨廣告。

2萬余人在南市公共體育場舉行國民大會

5月21日,永元機器染廠職工在《時報》上登函,表明本廠同人因拒用日本原料、機件,于當日起停工,以表示支持愛國運動的熱忱。溥益紡織廠全體工人散發傳單,進行愛國宣傳,并堅決抵制日貨。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單位職工組織宣傳隊,進行露天演講,散發傳單,號召廣大職工、市民抵制日貨,奮起救國。

影響所及,商店店員不賣不買日貨,人力車夫不拉日人,碼頭工人不運日貨,連在黃浦江上擺渡的舢舨船工也拒載日人日貨過江。

5月27日《民國日報》報道:“浦東沿浦一帶各碼頭扛挑小工,前日在老白渡地方開會集議,到者數百人。全體一致表決,凡遇日本船只抵埠,不為起貨;并分發傳單,勸導各碼頭勞動界切實進行。各碼頭繼續實行者日多,惟洋溪港口三井煤棧尚未進行云。”

5月29日《時報》稱:“近日各輪埠碼頭小工異常熱心,對于外洋來滬各日輪,咸皆拍手觀望,拒不運卸貨件,以致輪埠公司深抱為難;雖經獎勵小工頭設法起卸,然亦不生效力云。”


發動“六三”大罷工

6月3日,北京軍閥政府逮捕愛國學生170余人,4日又逮捕700余人。大逮捕的消息激起上海各界人民的極大憤慨,各校學生紛紛上街宣傳,開始罷課。6月5日起,全市商界開始罷市,工人奮起罷工,形成上海第一次的“三罷”(罷課、罷市、罷工)斗爭。

6月5日上午,日商內外棉三、四、五廠約6000工人首先揭開罷工的序幕。下午,日商浦東日華紗廠和楊樹浦上海紗廠2萬余工人繼起響應。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印刷所工人也于同日舉行停工。

6月6日罷工隊伍迅速擴大。華商、法商、英商電車公司,求新、銳利機器廠,祥生鐵廠以及絲廠、煙廠、造紙廠等各業職工相繼罷工。

6月6日《大陸報》說:“迄今為止尚未組織起來的上海工人也罷工了。在碼頭工人寫給總商會的信上說,他們至少要罷工三天,要讓北京知道連工人也不答應北京政府的舉動。信上要求與總商會合作,并希望,他們與工人的領袖在上海舉行一次聯席會議。”

7日,滬寧、滬杭甬鐵路總機廠、別發印書房、興發榮機器造船廠等廠。8日,日商內外棉七、八、九廠及滬西小沙渡內外棉各廠職工,先后舉行罷工。

9日、10日,罷工運動沖破租界和華界當局的種種戒備、戒嚴,進入高潮。英美煙廠、江南造船所、英商耶松老船塢、瑞镕機器造船廠、日商公興鐵廠、章華造紙廠、上海電氣公司、美商慎昌洋行、亞細亞美孚油棧、熒昌火柴第一、二廠、華昌盒片廠、大有榨油廠、英美電話公司等企業職工,以及全市汽車行職工、碼頭工人、清潔工人、油漆工、水木工等紛紛罷工。銅鐵機器業工人舉行萬人罷工并示威游行;5000多名海員于9日沖破重重阻力,投入罷工行列,歷時4晝夜,中外海輪全部停航。

6月10日《新聞報》載:“本埠大小各輪船公司凡走長江班及杭嘉湖等的輪船,昨日因辦事人員激于愛國熱忱,全體休業,是以各輪船昨日只得停駛。另函云:浦東各輪船水手昨在均安公所開會,議決同業一律離船,致定班出口之輪船,如‘新寧紹’、‘新北京’、‘大通’、‘江新’等各輪船均不果開行。”

同一天《民國日報》又有報道:“楊樹浦上海紗廠昨日有駁船裝載煙煤四船,碼頭小工均不肯代卸,故停泊碼頭。又虹口各碼頭、日本郵船碼頭已無華工蹤跡,日清、三菱等碼頭棧房亦已較平時減少過半云。”這一天,海員罷工也開始了。


從罷工到武裝起義

毛澤東說過,五四運動,開始只是覺悟的、先進的學生參加,發展到“六三”時,在上海已經不只是學生,而且有廣大的工人、商界參加,后來,漢口、長沙、長江流域、珠江流域都卷進這個潮流里去了。

從6月5日到11日,上海共約11萬工人和7萬余店員投入罷工罷市,成為全市“三罷”斗爭的主力軍,顯示了上海工人階級的威力。這次大罷工爆發于6月5日,而起因是6月3日北京軍閥政府逮捕大批學生,因此史稱六三大罷工。

上海的“三罷”斗爭,特別是六三大罷工,在南京、杭州、廈門、蕪湖、天津、濟南、武漢等地引起強烈反響,工人罷工和醞釀罷工不斷發生。

反動當局感到十分震恐。

淞滬護軍使會同滬海道尹聯名急電北京政府:“此次滬上風潮始由學生罷課,繼由商人罷市,近日將有勞動工人同盟罷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圖,將成大亂。”該電報最后請求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3人職務。

迫于上海和全國人民團結一致的抗爭,北京軍閥政府終于釋放了被捕的學生,罷免了曹、章、陸3人職務。6月12日,上海的“三罷”斗爭勝利結束。

后來的歷史評價將其作為一個里程碑事件:上海工人階級以前所未有的革命姿態投入這場愛國反帝的政治大罷工,標志著中國工人階級開始以獨立的姿態登上歷史舞臺。

上海的工人階級顯示出了強大的力量。從中國共產黨誕生后,上海工人階級在共產黨領導下,民國11年(1922年)掀起了上海的罷工高潮,民國14年(1925年)開展五卅反帝愛國運動,接著舉行三次武裝義,并取得第三次起義的勝利。


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結合

1919年6月16日在上海召開了第一次全國學生代表大會,成立了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

熊月之曾評價說,五四運動的發生,原因很多,與此前《新青年》的先鋒宣傳自有內在關系。五四運動作為民眾愛國運動,爆發在北京,其運動方式有一部分伏根在上海。集會演說,散發傳單,通電抗議,罷課罷工,抵制洋貨,這些抗議方式在清末民初上海已不止一次被運用。

1919年的五四運動,實際是此前上海抗議運動的重演、放大和發展。

五四運動一開始在北京表現為學生運動,6月份在上海則表現為市民運動,工人、商人都被卷了進去。三罷之中,罷課影響固然不小,但罷工、罷市作用更大。熊月之認為,之所以是在上海而不是在別的城市首先形成三罷局面,與上海的社會結構有密切關系。他引述民國初年人們所說,“上海與北京,一為社會中心點,一為政治中心點”。北京工商業規模不大,難以掀起具有全局意義的罷工罷市運動。

據1919年統計,上海工人總數達513768人,其中產業工人181485人,約占全國工人總數的四分之一。嚴重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鍛煉了上海工人階級很強的反抗性,而近代企業的集中生產,又培養了上海工人階級的組織性和紀律性。

五四運動后,陳獨秀曾反省,“北方文化運動,其最可痛心,為北京市民之不能醒覺”,“僅有學界運動,其力實嫌薄弱”。上海的反應不同,五四運動發生幾天后,工人、市民紛紛響應,掀起罷工。

陳獨秀到上海后,有意識從發動知識分子轉到針對工人開展宣傳,李漢俊等人深入到工人中去宣傳,他們先后發動成立了上海機器工會、上海印刷工會等,努力與工人打成一片。以新型知識分子為橋梁,將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結合了起來。

鄧小平曾說,上海工人階級長期以來一直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帶頭羊。齊衛平等人在《中國共產黨創建與上海》一書中寫道,“上海近代工業發展中地位決定了它是新社會力量的集中之地,上海工人階級居多以及工人運動的開展,形成了思想動員和組織建構的需要”。在中國共產黨創建活動中,就有一些知識分子將視線轉向工人階級的力量發動上。

來源:解放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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